阳关、玉门关并不止于边塞的离愁别绪,这里更多的,是商贸交易中,生活物资的流通。物华出敦煌,当为汉唐以后,丝路贸易的盛景。中原和古郡酒泉出产的衣物、食品、药材、水果和茶叶,在2000年连续不断的丝绸之路上,赢得了西亚和欧洲,乃至世界的掌声!
一味大黄
“你父辈把大黄(dài huáng)念了几十年,你脱了汗褂子穿青衫,识了字,倒念成大黄(dà huáng)了。”多年前,老中医这样毫不留情地批评学徒。多年以后,当我读到古书中对大黄的记述,大(dài)的古韵沉香,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。
汉唐时代,丝绸之路上驼铃声此起彼伏,驼队相望于道。当粟特、波斯商人把胡麻、香料运抵长安的同时,一株祁连山脚下、肃州大地上生长的中药大黄,也穿越丝路走向了西亚,成为扬名世界的东方良药。
1274年初,马可·波罗抵达肃州。他在游记《肃州城和它行销世界的大黄》中记述:肃州境内多山,山上出产一种质量非常好的大黄。别处的商人,都来这里采购,然后行销世界各地。
从古至今,大黄都是中药里赫赫有名的“将军”,清热泻火、通腑解毒,药性刚猛、功效卓著。古代中亚、西亚民众多食肉食、少食蔬果,极易积食燥热,来自河西走廊肃州的大黄,恰好解决了当地人的这一养生难题。
“肃州大黄”也叫掌叶大黄,从外部形状上看,多呈不规则块状,表面多为黑褐色或黄棕色,带有明显的横皱纹及纵沟,个体相对较大,断面红白相间,纹理相对混乱,微有油性,气清香,味甘苦。因此,肃州大黄以“质坚体重、红肉白筋、气清香、味苦微涩”为特征,是甘肃河西地区优质的道地大黄代表。
明代的肃州城为西方商贾汇聚之地,英国探险家奥利尔·斯坦因在笔记里写道:“肃州,乃东进中原第一大城也。”在古代中国,肃州大黄更是堪比茶叶、麝香的战略物资。嘉靖二十九年(公元1550年),波斯商人哈智摩哈美德自肃州运输大批大黄至意大利威尼斯销售。这或许是那个时代的外国人,第一次感受到的“甘味”吧?
奇妙的是文明的双向蜕变。在中国,大黄是治病救人的猛药。传入欧洲后,当地人因地制宜、择优培育,驯化出口感酸甜的食用大黄。曾经治病的丝路药材,摇身一变,成为欧洲人餐桌上的甜品宠儿。
一株大黄,从中华药库的济世良方到风靡欧洲的风味食材,它以平凡根茎,出敦煌玉门关,沿丝路西去,也把信息互通、文明共生的意愿,从梦想照进了现实。
一枚水果
“杏(xing),杏(heng)子的杏(heng)。”对于土生土长的酒泉人,这一个杏字的标准读音,和方言里的发音,完全不是一回事。小时候的课堂上,字词朗诵的嘈杂中,这一笔揶揄的情状,是记忆犹新的。即使到了今天,和敦煌的朋友在一起,说起来,依旧有鲜明的童年印记:说李广杏,杏字念(xing);说杏子,那就念杏(heng)。
但是酒泉出产的这种水果,在丝绸之路商贸交易繁盛的汉唐时期,一枚枚源自河西走廊酒泉、敦煌盛产的李广杏,沿着丝绸之路出了敦煌,顺着古道走出国门,甜润了整个西方世界。
这其中,应该有酒泉家喻户晓的李广杏。相传西汉名将李广西征途中,偶遇戈壁杏林,枯木重生、硕果甘甜,解救饥渴将士。此后,李广杏落地敦煌、代代繁衍,依托丝路传遍西域,后人以此命名,纪念丝路开拓的峥嵘岁月。
敦煌还有一种紫烟桃,由于产量少,至今深藏在闺阁,无人识得。但是在古代敦煌,它却是历史悠久的。在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书里,就有“面五升桃园栽树子曰僧食用”的记录,说明敦煌绿洲早有桃园和桃子。敦煌紫烟桃,因颜色紫中含绿、呈胭脂色得名,也叫“李广桃”。民间有关桃子和飞将军李广,传说颇多。
其实走出国门的不只杏子,桃、梨等诸多我们熟知的水果,原产地皆是中国。近现代考古实证,足以溯源:浙江河姆渡遗址的万年桃核、云南发现的260万年桃核化石,证明中国是全球桃树的起源地。从秦汉开始,桃树、杏树、梨树就在新疆大地广泛种植。
张骞凿空西域后,瓜果文明开启了漫长的西传之路。中原果木沿着丝绸之路,先传入西域诸国,再经中亚波斯,一路传入希腊、罗马,扎根欧洲大陆。
更动人的是跨越山海的文化印记。据《大唐西域记》记载,古时印度本无桃梨,是河西质子带去果木种苗。从此,桃子在印度被尊为“中国果”,梨子得名“汉王子”,成为东方文明远播的美好象征。
从敦煌李广杏的千年传说,到桃李梨果的环球远航。一枚小小的水果,以一缕甘甜为纽带,让东方物产扎根异域土壤,让山海相隔的文明,通过丝绸之路有了2000年接续不断的交流。